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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ba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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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和国内其他众多领域一样,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今天根本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十余年前,王广义、方力钧、谷文达、张洹、张晓刚都曾被列入黑名单,一些艺术家转入地下或移民海外;如今这些艺术家已经因为艺术而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与此同时观众也对他们作品中的“文革”元素开始感到审美疲劳)。
政府已经意识到,多样而富有活力的文化是开放的标志。中国不少大城市开始效仿威尼斯和巴塞尔,打造三年展甚至周期更短的国际艺术盛会。
在当代艺术得到认可的同时,相关部门似乎也开始注意去拓宽“合法艺术”的边界。如同黄专为本刊创刊号中撰文所提到的,“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不再将前卫艺术仅仅视为假想敌”,虽然依然会有例外,并且在某些方面的边界依然模糊不清。
政治问题:政治上的合法性,是国内一切文化禁区的主要原由。北京政府希望把北京798艺术区办成新的旅游景点,2006年春季,有关方面责令北京“798”内数个画廊撤下共约二十件政治题材作品。成为目标的作品包括:一幅毛泽东在血红色的长江里游泳的油画;黄锐的《毛主席万元》(由人民币组成的“文革”标语);
一些古代政治题材也同样不能通过:宋代奸臣秦桧的跪像在西湖畔遭世人唾骂已经数百年,去年有艺术家让秦桧夫妇“站了起来”,这组站立的秦桧雕像在上海证大美术馆展出之后同样被要求撤出。
在798艺术区被告知要撤下某些作品前的一个月,北京F2画廊高调举办了艺术家盛奇的个展。2004年,盛奇的主要以“六四事件”为作品题材的展览曾被北京有关方面关闭(这一事件明显地“激发”了他的作品市场)。F2画廊主人弗羽森告诉记者,本次展出的十五幅作品是根据之前国内报纸的图片创作的。“整个展览让人……我度过了好几个不眠之夜。”他说。此次展览持续六周,圆满落幕。
“我还是挺幸运的。”弗羽森说,但曾在西班牙开办画廊的他表示不想再举办类似展览,他说:“我到中国不是来表达政治观点的。我爱自己的工作,我爱这里的人,我不想做任何会引起麻烦的事。我们有足够多而好的作品来做有趣的展览(而不需要一定触及政治)。”
性问题:从当前国内的电视节目、商业广告、电台连线谈话节目、户外广告等可以看出:关于“性”的各种题材处于相对开放状态。去年广州三年展上,一位艺术家和一位女孩通过摄像头完成了一次远距离性爱。在迟鹏的两套《I Fuck Me》摄影系列中,两个同样以艺术家形象为蓝本的人物厮磨痴缠,这系列作品今年在北京展出。我们在任何书店都可以买到女性裸体的艺术摄影书籍。正在上海艺术景仓库展出的女性裸体黑白摄影,其中不少都是正面全裸,但这已不再“耸人听闻”。但张鼎的裸女作品依然无法过关。“裸体”是令某些“个展”无法通过审查的因素之一。今年5月,三十八位国内艺术家的群体大个展在上海开幕,但在开展一小时后就被切断电源、被迫停展。
粗俗或堕落:但艺术审查机构往往会放过许多令人恶心、厌恶的艺术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些国内艺术家就开始使用胎儿、尸体、肢体、动物(活的或死了的)和自残的方式来表达“虚无主义”,有些甚至就只是为了引人注目。2000年在北京的某次个人表演中,行为艺术家孙原和彭禹将自己的血液输入一对双胞胎暹罗猫医学标本中。他们的装置还包括:让一只速冻狗在聚光灯照射下慢慢解冻;《犬勿近——论战模式》中在两台相对放置的跑步机上各绑着一只斗犬,他们不断扑向对方,却始终无法接触到彼此。而顾德新的作品也因利用动物内脏和拟人的排泄物而备受关注。
此外在2000年,由冯博一、艾未未策划的“不合作方式”展在上海双年展期间开展,但很快就被关闭。其中展出了杨志超将草植入他右腿创口中的纪录图片。 最受争议的则是一张记录艺术家朱昱“吃死婴”的图片(同年举行的上海双年展拒绝展出这张作品)。当国外媒体和艺术评论家离开展场后,有关部门关闭了此次展览。今年在三十八个艺术家的联合个展风波后,多伦美术馆放映的一部录像作品——两位男士用上海话对骂,也被禁止播放。
不少人希望有关部门能检审这些堕落或非人道的“艺术行为”。弗羽森谈到朱昱的“食婴”行为时说:“那真让我恶心,我不想去看他还做了别的什么。这是超出尺度的,不仅在中国,在别的地方也一样。”
上海VS北京:尽管上海常被认为比北京更开放、更自由,但这种看法正在被人们质疑。
“上海过去对艺术的确很友好。”莫干山新驻画廊MSG Art经理Leo说。他表示,但现在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在今年5月因“政治考量”或“色情嫌疑”而遭遇一系列个展关闭风波之后。在今年10月MSG的开业首展上,他们拿掉了迟鹏的《I Fuck Me》系列,因为在上海展出这些作品,会“引起争议”。但为什么这一系列在北京展出时却平安无事呢?Leo认为北京画廊更有回旋余地——它们聚集在“798”,“这样它们就变强了。”而且这些艺术区都在北京四环之外,不很惹人注目也是另一个原因,他补充到。
因此,在MSG展场里唯一出现的“裸体”就只能是迟鹏的背部——无数个有着精灵翅膀的艺术家形象飞行于街道之上。即使是这不算过分的尺度,MSG依然有些担心,因为一些普通观众看到这组作品依然小声嘀咕,认为这样的艺术“真是太当代了”,甚至应该被拿下。
对于国内的艺术审查制度,策展人和画廊主人共同肯定的一点是“无法肯定”,“我不知道界限究竟是在哪里。”弗羽森说。 Leo 认为造成这样混乱状况的主要原因或许在于相关人士“并不知道如何欣赏艺术”。这样不可确定的状况导致了更为谨慎和自我预审。这也会带来负面影响,艺术家受此影响而束手束脚。Leo认为,另一方面审查制度刺激了某些艺术家——他们会用试着用作品来挑战审查权威。而一旦作品被禁,就会给该艺术家一个反权威的名声,同时,还会被贴上“前卫艺术家”的标签,这也就变成了部分想出名的艺术家的创作手段之一。Leo认为,某些只想惊世骇俗而完全不顾艺术价值的艺术家“应当好好反思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问题,究竟如何判断展出哪些作品是安全的?“我们得用自己的直觉。”Leo Xu说。这种困境并不是只在中国存在。一位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被问到究竟如何定义哪些是“猥亵下流的出版物”时,他经典地回答:“当我看到它时,我就会知道。”
译/ 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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