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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1979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从此“
改革开放
”成为八十年代至今最为盛行的政治话语和主流文化语境。由此派生的“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是硬道理”等“邓氏语录”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指导原则,同时也是整个八十年代崇尚“个性解放”者的“尚方宝剑”。
万元户
1978年至1986年,是中国个体经济的起步阶段。个体工商户的数量从1978年的14万户、1979年的31万户,发展到1986年1211万户,从业人员1846万人,注册资本金180亿元。中国“个体户”第一人是温州经营小百货的章华妹,1980年12月11日她在温州市领取了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率先跨入改革开放后“
万元户
”的行列(当时普通工人每月工资仅有几十元人民币)。“万元户”演变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的代名词。落实到消费领域,原本的“三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逐渐被录音机、电视机、电冰箱组成的“新三大件”所取代。“劳动致富”对绝大多数生活在计划体制之内的人来说虽然还是一个梦想,但“致富光荣”的意识已深入人心。
涨价
在改革开放之初,计划经济仍然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中国共产党把“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致力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消费品的产量仍然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六七十年代购买日用品所需的“粮票”、“布票”等票据在80年代初仍在继续使用。随后,手头有余钱的老百姓在购买“三大件”等“奢侈品”时也须凭票供应。八十年代中期,取消了大部分日用品的计划供应后,由于供不应求,导致了物价飞涨。各种关于
涨价
的真真假假的传言在民间快速传播,习惯了计划经济思维的老百姓往往倾其所有,大量购进传说中要涨价的商品,一时间成为潮流。在市场的刺激下,工厂迅速加大了产量,结果是许多商品的价格不升反降,老百姓大呼上当。
蛤蟆镜
王小帅执导的回忆八十年代的电影《青红》有这么一段:学校门口,老师手持剪刀,命令一个男同学把脚抬高,然后对着他的喇叭裤一剪子下去。这是那个年代的写实镜头。六七十年代中国最流行的服装是肥大的绿色军装,以致于“全国一片绿”,而穿喇叭裤、留长头发、戴贴有商标的“
蛤蟆镜
”这些行为,成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年轻人最初的反叛标签。第一批穿喇叭裤的青年被一些正统人士称为“男流氓”或“女流氓”,甚至不少人从政治的高度谴责说,穿喇叭裤是“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宽容度的增加,化装、烫头、跳迪斯科舞、唱流行歌曲等“现代”生活方式逐渐为更多的人群接受,中国开始拥有了自己的流行文化。
《大众电影》
《大众电影》
创刊于1950年,是中国最早、影响最大的一份电影娱乐类杂志。在中国全民热衷电影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大众电影》高峰发行量曾达到879万本(1982年)。曾经因为一期封底印有外国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接吻的剧照而掀起风波,这场由《大众电影》编辑部策划的轰轰烈烈的“接吻”专题讨论,在连续四期的篇幅内,总共收到上万封读者来信来稿。80年代中国最走红的女影星陈冲、刘晓庆、龚雪、张瑜等人成为《大众电影》封面人物的常客,她们的服饰和发型成为都市女性争相效仿的对象,经常有女青年拿着《大众电影》到缝纫店要求制作与影星相同的服装。“文化大革命”时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文艺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时代成为过去,电影、电视、戏剧、报刊的娱乐功日益增强。
朦胧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些曾经耳熟能详的句子,见证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文学青年中掀起的诗歌热潮。以北岛、芒克、顾城、舒婷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诗人,在当时文学界引起巨大争议。他们颠覆了1949年以来诗歌为政治歌功颂德的传统,以指向性模糊的诗意语言抒发个人对社会、命运、情感的看法。由于当时文坛的统治者声称对这样的表述形式“看不懂”,因此带有贬意地称之为“
朦胧诗
”,然而“朦胧诗”在当时个人意识日渐觉醒的年青人中却极受欢迎。“朦胧诗”不仅仅是一场文学革命,正如北岛说的:“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
伤痕文学
开始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
伤痕文学
”大都是以真实、质朴甚至粗糙的文学形式,小心翼翼地揭开“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历史创伤。“伤痕文学”名称源出卢新华创作于1978年的作品《伤痕》。王蒙、张贤亮、刘心武、叶辛等一批“伤痕文学”创作者成为整个80年代最重要的主流作家,他们的作品直接引发了八十年代前期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大规模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与“朦胧诗”一度遭受当政者反感不同,“伤痕文学”因其温和的姿态与官方“思想解放”的步调合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保护与扶持,王蒙甚至一度被任命为文化部长。当“朦胧诗”的后继者“先锋诗人”和莫言、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在八十年代末登上文坛后,“伤痕文学”不可避免地成了历史名词。
《一无所有》
八十年代初,一小部分人拥有了“砖头式”录音机的,流行音乐也随之普及开来,先是台湾校园歌曲,接着是邓丽君的情歌。习惯了激昂高亢的“革命歌曲”的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这种被“正统人士”斥为“靡靡之音”的曲调,无不为之动容,双卡录音机出现后,大量的廉价磁带被复制出来,“靡靡之音”一时间传遍城乡的街头巷尾。一批模仿港台歌星演唱技巧的本土歌星开始涌现。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第一次演唱了他的成名曲
《一无所有》
,由此诞生了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痛快淋漓并更具反叛精神的摇滚乐在大学校园里逐渐盛行。1989年崔健发表《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他第一个把“革命歌曲”《南泥湾》编成了摇滚曲调,虽然再次引发争议,却预示着一个“打破权威”时代的到来。
存在主义
与民间对港台流行文化的狂热崇拜不同,在80年代的文化精英阶层中盛行的是“哲学热”,无论是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的知识份子都以谈哲学为荣。这除了是受“哲学是一切学科的基础”的传统思想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由分说的笼罩下,终于有了讨论“异端”的权力,这也是以“人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并强调个人“存在”的萨特“
存在主义
”学说首先在中国知识界掀起热潮的原因。在这股“哲学热”的带动下,大量西方近现代的哲学著作被翻译出版,几乎每本深奥的哲学著作在当时都有十万册以上的销量,不能不说是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走向未来》、《文化:中国与世界》、《中国文化书院》三大哲学丛书的出版影响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也成为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滥觞。
出国热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逐渐打开。80年代初,第一批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常常成为中国民众围观的对象,上海外滩甚至出现过万人围观“老外”的盛况。而另外一些人则开始寻求出国之路,除了公费留学外,许多人在海外亲友的担保下自费出国留学,美术界陈逸飞是最早自费留学的。到了八十年中期,更多的人选择考“托福”而出国,美国成为首选国家。在“
出国热
”的带动下国内出现了“外语热”,美欧大使馆前蜿蜒数百米的签证长队也成为当时一道风景线。先出国者在国外成功的消息不断传来,更加刺激了国内的出国热潮,“走出去”取代了以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了八十年代许多知识青年的行动指南。进入21世纪以后,那些八九十年代出国的人又开始了“海归”之路,这至少可以证明从八十年代到如今,中国经济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变化堪称沧海桑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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